本书聚焦近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为什么有的国家发展迅速而有的国家仍然深陷贫困，是在发展经济学的领域内把比较优势理论做了更深一步的探究和总结，认为应该按照当前要素禀赋来调节生产。
全书的要点有三：
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因此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也会随着发展阶段而改变，每一产业结构都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包括有形的（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电力）和无形的（教育、金融、法律）。
经济发展阶段是一条线，并不是只有穷与富两种状态，所以不能直接模仿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
经济发展的每一水平上，市场都是资源得以有效配置的基本机制。然而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经济发展必然伴随产业升级以及“硬件”与“软件”基础设施的相应改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调整。这种升级和改善需要一个内在的协调机制，对企业的交易成本和资本投资回报具有很大的外部性。政府需要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作者强调新结构经济学的新之处在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区别是线性的，而不是二元的，只有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保持这种多元化的思想很重要，但这实际上这又是哲学中对于量变和质变的争论。我个人认为是量变产生质变，质变是量变发生到一定程度时才被人发现，这只是被人能力所限。量变是重要的，但是就目前而言太多特征难以被量化从而进行细微的分析，所以针对某一质变进行研究并得出的结论则更具有实践性。对细微变化苛刻的要求使得标准难以确立，而且把这种理念性的正确建立在一个飘忽不定的研究方向上。量变产生质变是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那么从某一质变作为研究点，完全是可以推出量变的影响的。
作者提出了一个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该框架建议政策制定者在具有类似禀赋结构且人均收入为本国两倍的高速发展国家中，寻找和甄别那些具有活力的贸易产品业。如果本部门已存在私营企业，就需要进一步找出他们进行技术升级或企业进入门槛的障碍。如果还没有这样的企业，就应该从所模仿的国家中直接吸引投资，或制定和实施扶持新企业建立的规划。总之，政府应该给予这个部门的企业各种帮助以支持其健康发展。这个过程中就又产生了一个难题，因为我们既不能假设政府全知，也不能假设政府完全的利他，所以如何激励、约束政府能按照预想那样去实施，政府又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更具体的标准来甄别这些企业。这些标准应该具体且不会前后矛盾，以免增加腐败、寻租风险。
书中提到了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于2008年发布的报——《增长报告：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战略》。该报告总结、评估和反思关于经济增长的现有理论和实证知识，归纳了二战后经济飞速发展国家之间共有的五个特征：
充分利用世界经济。即支持自由贸易，积极发展全球贸易。要做到这个，需要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 依靠比较优势，保持经济竞争力。
- 利用后发优势，引进先进技术。
- 维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 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意味着愿意牺牲当前的消费以增加未来的收入。
- 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
- 有可信赖、有能力的政府。
林毅夫则非常强调因势利导政府的重要性，因为能解决因信息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外部性也叫做外溢效应，指的是强加于他人的成本或收益。信息的外部性在这里指的是一个先行创新的企业，无论成功与否，这种尝试所产生的有价值的信息都会被竞争者或模仿者所了解，先行者付出了成本但价值却被分享了，从而阻碍了创新，所以政府需要给予先行者一定的补偿。
政府的另一大作用则是协调不同投入要素市场间的协调失灵，正如开篇说到，某一产业的发展需要配套的“硬件“和“软件“，若是基础设施、教育、金融、法律制度等问题政府无法解决，这些成本又不能被企业内部化，那么将严重阻碍企业的自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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